书名：《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作者：（美）安妮·凯斯、安格斯·迪顿
译者：杨静娴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第二作者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经济学和国际事务名誉教授、美国经济学会前主席安格斯·迪顿。该书第一作者安妮·凯斯现为普林斯顿大学1886年亚历山大·斯图尔特经济学和公共事务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时也是安格斯·迪顿的夫人。
安格斯·迪顿教授和夫人安妮·凯斯
在此之前，安格斯·迪顿出版过一本《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出版）。书中指出，20世纪以来，在英国、美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国民健康水平、财富、生活标准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亿万人口逃离了过去很难避免的（过早）死亡和（高度）贫困。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多数国家的公共医疗覆盖了大多数人口，医学科学取得巨大进展，政府防疫应急体制构建完善，人们也更为重视营养。书中甚至还提到了中国，指出中国借助强有力的政府行动能力，在20世纪50-70年代让中国人民更早的摆脱了长期危及贫穷国家人口生命的主要致命疾病的威胁。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则指出，在最近十多年里，美国开始出现越多的自杀、药物过量使用、酒精性肝病三大因素导致的死亡——这些“绝望的死亡”并不是当事人无知误操作的结果，而是有意为之，而且涉及人群主要是在美国没能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白人劳工阶层。
也就是说，在美国，能否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质量，是否会遭受“病痛日益增加、健康不断恶化以及严重精神压抑的折磨，工作和社交能力也不断下降”等一连串的“降维打击”。而那些因为家庭出身、智力水平、社会支持等因素，曾经输在学业竞赛中的白人劳工阶层，最终成为了制度和社会的受害者。
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甚至断言，今天美国的白人劳工阶层的境遇，已经十分接近于30年前的非洲裔（黑人）美国人。两个群体的死亡率而今非常接近，同样沉迷于酒精、阿片类药物，同样经常发生“绝望的死亡”。
“受教育程度决定生死”
观察美国1999-2017年各州45-54岁（中年）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变化，会发现只有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等6个州的死亡率下降了，其他各州的死亡率都提高了。其中，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的死亡率增幅较大，而这几个州的教育水平平均低于美国均值。
不仅如此，最近几年来，因为药物过量使用和自杀导致的死亡人员中，年轻白人的比例也在增长。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给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受教育程度决定生死”。2017年，25岁以上的美国人看中，低于40%的人拥有的最高文凭是高中毕业证，而27%的人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但未获学士学位，另有33%的人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获得学士学位的最直观好处就是能够获得更多机会、更多人脉，从而赚更多钱。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士学位拥有者的收入均值，比高中文凭拥有者的收入均值多出40%；到2000年，这一多出部分增加到了80%。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受科技革命以及经济金融化所驱动的，所以，学士学位能够让人挤入与科技产业、金融业相关的工作。反之，低学历人员面临越来越森严的“教育隔离”。
问题是，在美国获得就读大学及更高层次教育机构的机会，对于平民子弟来说面临竞争，但精英阶层却不需要纳入这方面竞争：校友举荐、简历造假、父母捐款等方式，都可以轻易的通过一众名校的审查。种族平等运动增加了美国各大名校面向有色族裔申请者的名额，从而削减了白人申请者（主要是平民出身的申请者）所可能获得的名额。
对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的酒精、药物、自杀死亡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者选择“绝望的死亡”的比例一直低于十万分之二十，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选择比例则从1945年时的十万分之二十，逐年增长，一直攀升到而今的十万分之一百六十。
选择“绝望的死亡”的黑人和白人
如果纳入黑人是否拥有或没有学士学位的数据，可以发现，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黑人与白人的“绝望的死亡”比例都非常低，相差无几（黑人低于白人，这不难理解，在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后，精英黑人是相关“政治正确”标准的主要受益者），而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比黑人的死亡率还要高。
也就是说，无论白人还是黑人，能否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在美国其实就可以注定命运：获得者是金融革命、科技革命的受益者，享有各种因美国政治、军事、经济霸权带来的成果，享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而未获得者则成为传统产业不断迭代的受害者，家庭结构极其不稳定，离婚率很高，未婚先孕率也很高，更高的肥胖率。
而且，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精英美国人”（无分黑人和白人），会刻意选择与“低素质人群”实现居住、工作、交通通道的物理分离，在“低素质人群”居住的社区，很难获得充足的公共服务供给。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书中指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更多地感受到痛苦，而这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相关。数据显示，“没有本科学士学位的美国中年白人报告的疼痛症状出现急剧增长”，这既是来自于生理上的，因为他们更可能从事重体力工作，也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因为他们被更多的排斥在新兴经济秩序之外。如前述，这些人的肥胖率更高，肥胖会显著的增加背部、关节和颈部疼痛，再加上重体力工作带来的疼痛，这也可以解释这些人为什么“饮鸩止渴”选择许多长期使用必然上瘾的阿片类药物。
因为痛苦的长期存在，滑入绝望的人们更可能药物成瘾，更可能酗酒，虽然他们明知这一点。药物和酒精可以让人在短期内感受到自己很少体会到的温暖、欢欣与归属，以及消除社会排斥带来的创伤、孤独和焦虑。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酗酒率大幅增长，各方面专家很清楚的解释指出，这与前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和社会混乱以及生活保障质量大幅降低所造成的绝望直接相关。
美国经济体制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美国经济体制长期以来被主流的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学家塑造为最为完善的制度（相比之下，美国政治制度引发的争议就要更多）。但在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看来，美国经济体制造成对贫困、社会不公平等问题的放任，从而使得民众中绝望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选择“绝望的死亡”的人数变得更多，甚至还让死亡总人数中心脏病死因的人数的比例降低了。
同样发生了经济衰退，欧洲国家的民众死亡率虽然提高了，但选择“绝望的死亡”比重没有显著增加。
美国经济体制被认为有益于推动科技创新，并在技术成果接近成熟后以最快的速度启动商业化。但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强调指出，但美国经济体制也更为突出的造就了贫富分化，尤其是新产业发展、旧产业衰退所导致的中低端就业岗位消失、流失，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培训支持却非常不足。
为什么书作者激烈批评美国的医疗制度
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在书中专门用一章内容来探讨“美国的医疗制度是如何戕害生命的”。
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巨大，每年支出额占到了美国GDP的18%，达到了人均过万美元，是美国国防开支的4倍、教育开支的3倍。书中指出，美国医疗保健开支很高、很贵，所以让患者尤其是中低收入的劳工家庭的患者在收入长期得不到增长的同时，还必须承担高额的健康费用。非但如此，美国医疗行业的收入膨胀，刺激了资本流入，进一步推动行业规模过度发展。
受此影响，美国的许多产业为了保持竞争力，设计出一些没有保险、保险不足的用工方式，这对于劳工阶层的健康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国的医疗保健产业也为“绝望”的劳工阶层推出了易于获得的解决方案：泛滥易得的阿片类药物。
美国的医疗费用居全球之首，但医疗成效、人均寿命在发达国家中排位最末。相比较来看，瑞士人均寿命比美国长5.1年，人均医疗支出却要少30%。
如此之高的医疗支出，使得美国的药物、医疗器械、手术要比其他国家平均贵三倍（由此滋生了从墨西哥或加拿大向美国走私药物的“产业链”）。制药公司的辩护者往往会以药物研发需要制药商大额的研发投入为由，强调药物昂贵的合理性——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驳斥指出，美国许多专利药物，其实都建立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公共卫生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医生、医院、制药厂商和设备制造商通力合作，共同推高价格”。制药厂商经常会将专利保护期即将到期的专利药物调整配方，生成所谓的新专利药物。美国的医院、医生很多都受制于资本主导的医疗服务集团，必须考虑盈利需求。而制药厂商和设备制造商会合谋游说华盛顿，来打击、抑制任何旨在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的政治努力。
编辑：郭雅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