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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特朗普“退”的群,拜登政府将重新“加”回来_财经杂志

编辑:李靖2020/9/5993次阅读阅读转载: 财经杂志

在傅高义看来,拜登喜欢与盟友合作,“他可能不是那种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但是大家最喜欢的学生,和谁都能相处得很好。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过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11月26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上畅谈中美关系。

美国需要“疗伤”,拜登将更理智地对待中国

拜登当选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在傅高义看来,拜登喜欢与盟友合作,“他可能不是那种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但是大家最喜欢的学生,和谁都能相处得很好。美国现在需要疗伤,我们需要这种能够疗伤的总统。”

虽然中美关系很难在一夜之间得到明显改善,但拜登必然将以更理智的方式对待中国。“我们可以秉承职业精神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拜登现在该做的就是找一些了解中国的专家,能够与中国展开开诚布公的对话。”

傅高义认为,拜登执政下的美国会重返世卫组织、《巴黎气候协定》等。谈及特朗普,傅高义评价其“非常擅长吸引公众眼光,但不是很负责任”,由于秉持“美国优先”原则,特朗普主导下的美国频频“退群”,也因此“被欧洲人所嫌弃……澳大利亚人、中国人其实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似乎根本就不同情、不了解、不尊重其他国家,不和其他国家合作。”

中美企业应更加了解彼此关切,寻找更好的合作方式

“《纽约时报》发表了傅莹的文章,她呼吁中美双方在气侯变化等领域进行合作,因为在这些议题上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应该可以坐在一起合作。”傅高义表示。

在抗击疫情方面,傅高义强调,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美两国的不少医生在疫情期间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在专业领域,双方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中美应该加强合作。

在商业合作领域,他认为,双方都应该有开放的政策,不管公司来自哪个国家,只要遵守当地规则,那么便应获得对等的机会和待遇。“中国的市场很大,全世界的企业都希望能够来到这里。”傅高义认为,中国正在鼓励企业加强创新,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技术,同时由于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打压,中国国内有很多声音呼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对此,他建议双方都应减少在投资等方面的限制,中美企业要在知识产权等领域了解彼此关切,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合作。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燕冬: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媒体同仁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的第二天,今天上午我们将聚焦中美关系的剧变与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一定关注美国的大选,大家也一定注意到特朗普行政当局开始承认拜登胜选,并正式开展总统权力的交接与过渡,拜登团队陆续确认了一些内阁提名名单。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贺电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昨天还有一条消息值得大家挂住,傅莹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美构建合作竞争的关系是可能的》,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增加了新的内容支撑。

近几年来中美关系已经从竞合到被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如何看待大选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尤其是中美如何管控分歧,在新的条件下,如何重启正在剧变的中美关系,这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切身利益和全球的治理格局,中国如何用理性和智慧驱动双边关系平行前行,也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十位来自中美政商学界颇具影响力的派宾,从他们的视角来为我们解读大选后的中国和美国。

首先联线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的中国通,他已经是90高龄,却依然活跃在一线的傅高义教授,我们很高兴他接受我们的邀请,傅高义教授的巨著《邓小平时代》想必家喻户晓,他精通中文、日文,他也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研究兴趣在日本、中国、邓小平、美国和亚洲的关系等方面上,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傅高义教授。

张燕冬:傅高义教授你好,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中美关系吗。

傅高义:是的,主办方邀请我做30分钟左右的发言。首先来说一说美国现在的问题,作为一个背景,然后再说一说中美关系的。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波士顿的家里跟大家线上见面,抱歉没有办法亲自去参加今天的《财经》年会,我现在是在美国的东海岸,也是支持拜登的地方。我本人来自一个红色州,来自美国的中西部,我觉得童年时代的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特朗普的,所以我稍后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直到现在美国还有很多人仍然支持特朗普,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些学者想要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础。

现在美国逐步从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向一个服务型的国家转变,并不是很平稳的。美国仍然生产很多的商品,但是需要的工人数量大量的下降,这个转换做的并不是很好。我们现在就发现,美国的不平等变得更大,而且人们会有更多的不安全感。

美国的创新也主要集中于东西海岸的两个区域,在美国中部这些小城镇上的人,现在这些铁锈带或者是红州支持特朗普的人更容易受到不平等带来的影响,所以收入差距就会增加。其次,过去几年我们也赋予黑人和女性更多权利,尤其是那些可能教育水平不是很高、没有很好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的,这些人现在也看到会有更多的奖学金分配到这一群体,所以他们现在也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这是现在的一个背景,特朗普(现象)在美国的新总统上任之后也是需要大家继续考虑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美国有一个很不寻常的情况,现在有一位非常擅长获得公众注意力又不是很负责任的总统,就是特朗普。这个人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总统,但是他非常擅长吸引公众的眼光,非常擅长煽动公众的情绪,所以很多美国大众对他不满意,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的这个主题的背景,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美国最近确实表现得并不是很好,我们的经济没有取得快速的发展,在中东、伊拉克和其他区域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延续,这并不是我们骄傲的地方。中国恰恰开始在快速的发展,这也是美国没有预计到的,没有习惯而且是没有准备好的。所有的这些变化,包括技术上的一些进步,让美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分裂。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电视台,我们都阅读同样的一份报纸,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媒体渠道,包括电视、报纸和电子的媒体,数字的媒体,所以我们现在在媒体上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些新技术允许公众获得很多不同渠道的不同信息。我们也知道这背后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特朗普这个备受争议的总统任职期间,在华盛顿和其他的一些地方,他们很努力地能够保持过去的一些地方,我活得很久了,我见过不同阶段的美国,我觉得美国应该有能力作出决策,当事情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前进。

我相信在拜登背后应该会有很多的游说工作,很多人都很欢迎拜登,我想拜登当选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改进吧。他这种人可能会跟其他人都处得很好,如果把他比作班上的学生的话他可能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是他是大家最喜欢的学生,和谁都相处很好。我认为这种能力是非常需要的,因为美国现在需要疗伤,我们需要这种能够疗伤的总统。尽管有很多人不喜欢他当总统,但是如果沃伦或者是桑德斯当了总统的话他们会更生气。

拜登我们管他叫“人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诚实的人。因为他在华盛顿当政客当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他和很多人合作过,很多人都和他相处得非常愉快。这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觉得可能不会突然出现情况变好的情况,因为在过去两年间中美关系变得太差了,两国人民都对彼此非常的生气,一夜之间是不能就扭转的,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以一种秉承职业的精神来解决问题,具体的问题。我认为拜登现在做的就是来找一些专家,这些专家知道中国,了解中国,能够和中国交谈,和中国也在台面下交谈,也可以当面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

拜登现在已经当选为总统,他肯定会以更加理智的方式来对待中国。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一支队伍,有很多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中文讲的很好。可以看一下拜登现在组的团队,这些团队都是专家,都是各个领域中受人尊敬的专家。比如说布林肯是国务卿,他对国家安全顾问的选择也是专家,他们了解中国,和中国专家合作,所以专家的回归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那就是找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双方都认为我们可以合作的区域,一些专家之间会谈,《纽约时报》今天发表了傅莹的文章,她呼吁中美双方在比如说气侯变化这样的议题上合作,因为在这些议题上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即便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公众舆论也不同,但是我们是应该可以坐在一起合作的。尽管两国之间都有反对合作的人,但是我们是可以合作的,比如说在气侯变化上两国都意识到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约翰·克里原来差点就竞选上美国总统,但是竞选失败了,他原来是参议员,他当过国务卿,他来负责气侯变化的议题小组,拜登也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美国会在气侯变化方面扭转特朗普的政策,会重新加入巴黎协议。

在疫情方面也是,拜登不会管它叫中国病毒的,他意识到这是卫生的问题,是面对所有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合作的话我们都会做得更好。有一些美国的医生和中国的医生在疫情期间合作是非常紧密的,在私营部门、在专业领域双方都有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我们应该合作,也正在合作。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美国公司开发了一些新的药物,肯定他们认为这些药物是可以营利的,但是我认为政府的领导有义务使这些药物造福于全人类。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英国尽管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也不能单枪匹马地战胜病毒,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必须要加深合作,共同的努力才能够继续战胜病毒。

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共同合作,取得成绩。我觉得美国可能会重新加入世卫,会再次通过国际组织解决问题,中国以后在这些组织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和中国在这些组织的框架下合作。拜登喜欢和盟友合作,特朗普他是“美国优先”,他被欧洲人所嫌弃,澳大利亚人、中国人其实都不喜欢特朗普,因为他根本就似乎不同情其他国家,不了解其他国家,不尊重其他国家,不和其他国家合作。

除了一些近期的问题,我们还要解决另外两个基本的问题。解决好的话我们就能够关系发展得更好,其中之一就是商务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学术问题,应该有开放的政策,不管公司是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他们遵守规则,他们的机遇和待遇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希望能够鼓励学习外国的知识技术,鼓励中国公司创新,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中国现在有很多声音来呼吁科技的自立自强。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公司还是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彼此合作。

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全世界的企业都希望能够来到中国。

我相信两个国家都希望有一个更加健康的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过去之后,我们的这些学者和学生应该有机会来继续共事,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一点了,相信我们双方这些专家可以帮助推动中美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觉得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些重点,我也希望能够在一些世界重要事务有共同利益的地方继续合作,尤其对于商界和学术界来说,更要加强交流,所以我想要对我的中国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希望在未来的这些年,在疫情过去之后,我还会有机会到访中国,跟大家进行密切讨论。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今天在此发言,稍候我的老朋友斯蒂文、包道格也会跟他们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非常感谢各位。

张燕冬:非常感谢您,您讲的非常好,谈到了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以及拜登行政当局可能将做的一些事情,你也提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当中,中国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像知识产权、投资环境、中美记者的互派等,在您看来,拜登行政当局可能不像特朗普行政当局更加不可预测,他是带着一种职业和专业,他的团队里也有很多专家。中美的关系,我们应该努力往合作的关系走,但从竞争的角度,因为前一段已经提到了一个战略竞争的关系,这种关系跟冷战有什么不同?

   

傅高义:在冷战时期,俄罗斯或者前苏联和美国几乎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美国是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人来求学也没有任何的商业往来,在过去几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从我的角度来说,两国已经密不可分。有一些临时可以分开的商业上的安排,但是两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双方都从这样的合作当中获益,所以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居住、工作,他们的家人在中国,现在有很多中国人正在学英语,想去美国的大学求学,他们会有美国的好朋友,这跟冷战是一点都不类似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华盛顿政客的态度。很多普通人说到中国,他们官方上并不是很看好,但是他们对于私下的中美关系是很密切的,曾经有一个中国的电影到俄亥俄州拍摄,那些人说不喜欢中国,但他们很欢迎中国的电影人,这跟冷战时期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也不喜欢冷战这个词,它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词,并不是实践当中的词。

   

张燕冬:谢谢。昨天是《财经》年会的第一天,原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言提到了气候变化问题,碳排放的问题。昨天我们也邀请了拜登提名的财政部长的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演讲。谢谢,祝您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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